《反七步诗》相关介绍

作品原文

《反七步诗》是王逸竹、郭沫若与鲁迅共同创作的一篇文学作品，标题为“反七步诗”。原作于1943年7月7日，当时郭沫若居重庆（今四川省平江市），正处在抗日战争的紧张局面中。这种“大后方”的文坛环境和“厚古薄今，尊崇先人”的风气下，郭沫若敢于迎流而上，以饱满的热情、冒-force地创作出了长达万言的史论宏文《论曹植》。最终，其作品附在了《论曹植》末尾。以下是《七步诗》的相关介绍。

“七步诗”，乃《三国演义》中曹植所作，后流传到中经被凝缩为四句：“煮豆燃豆萁，豆熟萁成灰。”（《世说新语》亦有记载此诗）。此诗因曹植的才华而在后世传颂。

在作品鉴赏部分，作者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为核心，从个人精神与价值观念的角度出发，对曹植的生平进行了详实的分析。他认为，作为“人民本位”的历史研究者，郭沫若在研究曹植时，始终秉持着站在“豆”的立场（即自己的立场）来思考“萁”的煎迫（即曹丕的迫害）。这种独特的视角让他以个人的方式，表达了对兄弟相逼、骨肉相残的深切同情。

作品中还引用了著名文学评论家陈志岁的评述：“《反七步诗》云：‘煮豆燃豆萁，豆熟萁成灰。熟者席上珍，灰作田中肥。不为同根生，缘何甘自毁？’”这句诗揭示了作者对兄弟相逼、骨肉相残的深刻理解。然而，作者却指出这种“反常”的观点——即“甘自毁”，其实不然。正如他所言，“站在豆的一方说，尽管可以感觉到萁的煎迫，是过火；如果站在萁的一方说，则不然了：不虽富于牺牲精神，但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吗？”这句诗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作者对兄弟相逼、骨肉相残这一主题的独特看法。

在文章中，郭沫若首次对曹植《七步诗》的态度进行反思。他认为，虽然曹植用同根生与豆子、萁的关系比喻了兄弟的恩怨，但曹植本人却显得过世且无法承受这种命运。“我以人民本位的标准，研究历史人物，主要是靠我的好恶，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？一句话归宗：‘人民本位’！这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。”这是对“父己子”的深刻理解。然而，在这种视角下，他却对曹植的某些行为感到懊悔。“站在豆的立场（自己的立场）写‘萁”的煎迫（曹丕的迫害）是过火和无情的。而如果从‘萁’的角度来看，这种煎迫却是富于牺牲精神的。”这正是郭沫若在后文中所揭示的，即他以个人为尺度，对曹植、曹丕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邃的反思和质疑。

在《七步诗》中，“不为同根生，缘何甘自毁”这一句诗，不仅表达了作者对兄弟相逼的深刻同情，也折射出他对人性道德的思考。然而，他却用“过细考察起来，恐怕附会的成分要占多数”的观点，质疑曹植是否真的值得如此之词。“站在豆的一方说，虽然可以感觉到萁的煎迫，是过火；如果站在萁的一方说，则不然了：尽管有牺牲精神，但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吗？”这句诗不仅揭示了作者对兄弟相逼、骨肉相残这一主题的独特理解，也展现了他对人性道德的深刻思考。

在作品中，郭沫若认为曹植如果要杀曹植，何必以逼他写诗为借口？他指出：果真，曹丕虽然有功名利禄，但最终都背弃了本心。而真正能保全本心的人，就是那些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。这种对人性的反思，既体现了个人的道德觉醒，也展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刻脉络。

最后，在《七步诗》中，郭沫若并没有给出一个“翻案剥皮”的结论，而是在结尾处附上了一个简短的评语：“不为同根生，缘何甘自毁？我以人民本位的标准研究历史人物，主要是靠我的好恶，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？一句话归宗：‘人民本位’！”这句诗不仅表达了对曹植的深刻反思，也展现了作者对人性道德的敏锐洞察和个人精神的觉醒。

总的来说，《七步诗》与《反七步诗》两篇文本探讨了作者对历史人物、 especially曹植、曹丕这一群体的反思。从不同角度切入，作者既对曹植的个人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又深入揭示了人性道德中的深刻命题。这不仅为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，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